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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学日本经历,我的人生故事

留学日本经历:社会不简单 锻炼独立思维

小瓦卡

到日本的这些年,给我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,而是很多独立的思维和行事。

野蛮生长公社第二篇 1018字

不瞒大家说,上学的时候我是那种没有太多自己想法、很单纯的学生,记得当年曾经有人说过:像她这样的人,最好不要到社会上,否则死的最快的就是她。现在想来这就是好意,提醒我社会上有的事情没有那么单纯。

周有光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,江苏常州人,与赵元任、瞿秋白是邻居,都住在常州的青果巷里头,《我的人生故事》一书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该书包含周老先生的口述与亲笔,内容主要围绕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展开描述,其中穿插亲朋好友的故事,以及周老先生对世界发展的看法。

不过我还是没有变,我就是这样到了日本。最先给我教育的是中国人。

周有光老先生生于一个原本富庶的家庭,太平天国运动中家道中落,到了他这一辈,家中基本靠变卖各处的房屋过活:“卖一处,过活几年,再卖一处…”。他的小学与中学学习古文、数学和英语,据他描述,他身边的许多同学都比他有天赋,“XX古文读得多,我就跟着他一起学习古文”,后来考上圣约翰大学(在那个时代相当于现在的清华),学费要200银元一年,本来是没有钱去念的,他也打算着去念别的学校,后来他同学的奶奶知道了这件事,变卖了自己的部分嫁妆给他交了学费,他才去念的圣约翰大学。

每个人都知道在日本上学的人,如果自己不打零工的话,生活很成问题,所以到了日本一定要有一份工作,这样你才可以呆得心安理得。所以我曾经找过很多的工作。

到后来大学毕业,同学们都去国外留学,他没钱去,就留在学校教书,后来去日本留学,也是因为岳父给的钱只够去日本留学的。去日本留学,本来他是想去修经济,阴差阳错只能学习日文。后来去美国工作,从事的是金融行业,回国之后却干起了文字工作,成了语言学家。

记得我的一份工作是在日本料理店里端盘子。这份工作是一位在日本读书的前辈的朋友介绍的,她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士,夫妻双方都在日本工作,有了一个小孩,生活得不错。

他的许多经历看似与本人的意愿所违背,最后却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,或是让他避免了一场灾祸。人生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是祸兮福兮,没有到人生的最后,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呢?不知道是因为活了百岁已看透这个世界,还是他本身就有乐观豁达的性格,在描述一些惊心动魄的大得失时,他都很淡然。说起六十多岁被下放的经历,他没有说那时候有多苦,老知识分子受了多大委屈,他说的是生产队开会,大家都被鸟屎淋而他戴了草帽独得幸免的趣事,还有看守高粱田,偷懒躺着和别的学者高谈阔论中国未来语言改革的方向。我突然想到一句话:有一种鸟儿,是牢笼所不能困住的,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”,用来形容我读这段时的感受,再合适不过。

我受的第一个教训就来自她。那一天,留学前辈带我来到一个咖啡厅,说是可以给我介绍一份工作。一见面,店主对我很客气,似乎也很喜欢我,一直搂住我的肩膀夸我人长得漂亮、看上去人好,不是偷奸耍滑之辈。我不住地千恩万谢,心里觉得还是祖国人民亲,尤其在异国他乡,这可是多么感人的事,哪里像书上描写得那么没有人情味儿。

听老人家讲过去的事情,都会有一种死生不过如此的感觉。周老先生在提到女儿病死、朋友自杀、被下放、差点儿被炸弹炸死的经历与上学、工作、结婚等事情的语气并无太大差别,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。喜也是过,悲也是过,命运很神奇,有时候你想向西去,它却推着你向东。向东走的路上,你或许又会发现风景不逊于西边。凡经历过大风浪的人,多是相信命运一说的,不是逆来顺受的信命,更不是怨怼地信命,而是公正地相信,你会不会去反抗眼前的不满,你选择悲观或是乐观,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。

果然我的工作一个星期以后就有了着落。我对她真是说不出的感谢。打工之后,我拿到了第一个星期的薪水。我接受了同学的意见,在她的允许之下拜访了她,还带了有趣的卡通娃娃送给她可爱的女儿。

一个月过去了。当我第二个月再去上工的时候,店里的老板告诉我可以不要来了。“Why?”我真的不明白,要跟老板讲理,可是他对我说有什么事去找我的介绍人去讲。我当然不听――无理炒我鱿鱼,还挑拨我们的同胞感情。我和他较了二十分钟的劲,知道我再怎么说都没有用了,回去向同学们询问、商量,都觉得不明所以,最后我只好打电话到我的介绍人那里。

没有人接听,或是一听到我的声音电话就挂断。我真的火了,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明白不可。不听我的电话无所谓,我找到那位前辈,向她去声讨。听完了经过之后,前辈一脸的同情:“这件事应该怪我没有把事情说清楚,可是我觉得你到日本也有一段时间了,应该明白呀,给你介绍了工作,你其实应该把第一个月的薪水给我,当作介绍费用才对呀。”

“啊?!……”我真的不知道,也根本没有想到,说实话这份工作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,也不是别人给我介绍的第一份工作,一直以来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,真的是我少见多怪了。回来我对我的同学们讲,没有一个不摇头的。

从那儿以后我很少接受不熟悉的人介绍给我的工作。不为别的,我只是不希望在国外那短暂的一段时间里,再一次感受人情,不管它是冷是暖。

在我上学的那个语言学校,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是北京去的,北京人对自己的将来似乎看得很洒脱,在毕业那会儿,所有的人都为了考大学奔波。考上大学的不用说,在同学们的欢送之下各奔东西;没有考上大学的,虽然心有不甘,但是也会告诉我们:不白来,至少我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语回家蒙人去。虽然听上去酸溜溜的,但是他们还是开心地收拾行囊回家和家人团聚。

但是学校里有一个同学却有不同,她和我一个宿舍,没有考上大学,哭了很久,开始我认为她是因为没有考上大学伤心,后来一问才知道不是。她的家里人听说她没有考上大学,就对她说:我们可以砸锅卖铁送你出去,但是没有挣到钱你就不要会来。

我又一次呆住了,在我所受到的教育中不曾有过这样的话。在我的心中父母虽然不是神圣地有如神明一般,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我没有再追问她怎么办,我知道她别无选择。她说:“在我们那里只要出来了,就必须有大把的钱回去,否则……”

她是和我们一同走的,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退了学校的宿舍,除了她,我们也都各自离开到自己的学校。我不知道她现在到了日本的哪里?但愿她可以挣到大把大把的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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